（以當時的社會風氣，父方取得監護權的可能性比女方高很多。

同樣的聲音，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下，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聲音。比如早上敲鐘人會敲晨鐘，中午會敲午鐘，黃昏會敲昏鐘，甚至晚上還要敲「回家鐘」，提醒在外訪友、玩樂的人該回家了。

200年前法國農民對鐘聲的狂熱 1799年11月25日，在法國布列納這個地方，一群婦女帶著小孩，他們不惜違抗法令，用肉身衝破了教堂鐘樓的大門，登上鐘樓狂熱地敲鐘。至於喪鐘的敲法，不同地方往往有不同的規定。Photo Credit: Shutterstock / 達志影像 所以以前的歐洲人，當他們有幸旅行到羅馬、到佛羅倫斯，看到前輩畫家的偉大作品時，真的會在畫作前面痛哭流涕。如果鐘早敲了、晚敲了，或忘記敲了，不但可能引發勞雇糾紛，還可能引爆全部村民的不滿。布列納堡原有四口鐘，裂開的這一口，已經好幾年都無法敲了。

究其原因，原來他們只是想要慶祝聖卡特琳娜節（天主教的聖徒節日）。Photo Credit: iStock 鐘聲的宗教功能 除了報時之外，鐘的另一種重要功能，就是宣告宗教儀式的莊嚴、神聖。銀行股的分析師有注意到這種股價相對被低估的情況，但他們卻不期待狀況會修正，因為底層的改變太過緩慢，主流評價又過於穩定。

表現較好的銀行股東權益報酬率超過十三％，如果其他產業的公司締造這麼高的股東權益報酬率，每股盈餘成長率還超過十％，股價一定會比資產價格高出一大截，但銀行股的股價卻幾乎沒有出現溢價情況，就算有，幅度也不大。法規禁止跨州拓展，某些州甚至禁止設立分行。有些警覺性比較高的銀行成功募得資金。我並沒有受邀，但那場晚宴促使我發表一份報告，建議挑選幾家管理作風較激進的銀行股票買進。

如果那些銀行想繼續成長，就必須再募到額外的權益資金。美國銀行體系在一九三○年代崩解，崩解後銀行受到高度監管，法規等同將產業結構凍結了。

新類型的金融工具問世，有些銀行也開始更積極動用手中資金，並達成極受讚揚的盈餘佳績。在那之前，靜謐的外表下，改變早已在醞釀中。史達林過世開啟了真相大白的時刻，也就是赫魯雪夫（Nikita Khrushchev）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。體制的缺陷愈來愈顯而易見，改革的壓力跟著與日俱增。

但蘇聯是僵化的，主流偏見（馬克思教條）與主流體制都不動如山。然而，許多家銀行都已經開始挑戰外界對審慎槓桿設下的界線。各州州內也出現了一些併購案，催生了較大型的銀行。新一代銀行家陸續探出頭來，他們從商學院畢業後，思考模式繞著底線獲利轉。

只要共產黨還是有個手握大權的獨裁主義者，共產黨的路線就可以隨他改變。不過最終這個政權又重新站穩腳跟，開啟了黃昏時期。

既有體制是因為缺少替代方案才得以生存，而戈巴契夫的改革創造了替代方案，或者說讓那些方案合法化，因此加速了蘇聯解體。這個時序有個有趣的特色，就是它並不是從接近均衡的狀況走向遠不及均衡的狀況，而是從極度的僵化走向另一個極端——革命性的改變。

我至少可以舉出一個金融市場上的相似實例。各機構開始卯足了勁相互奪權，但因為沒有任何一方具有真正獨立運作的能力，故而彼此間必須進行某種形式的交易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，第一國家城市銀行在一九七二年舉辦了一場晚宴，邀請證券分析師齊聚一堂，那是銀行業前所未有的活動。一九七二年，銀行股真的起飛了，我靠著報告中提到的那幾檔股票創造約五十％的報酬率。原本應該是由中央統籌規劃的體制，漸漸被單位間交易那種盤根錯節的體制給取代。這個新的思想學派以紐約第一國家城市銀行（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，花旗銀行的前身）為精神中心，這裡訓練出來的人向外開枝散葉，進入其他銀行的高層。

通膨飆高、利率上升，十三％的股東權益報酬率不再足以讓銀行溢價賣出股票。經濟改革彰顯了政治改革的需求，改革（perestroika）與開放（glasnost）的出現，讓解體過程進入最後一個階段，開啟致命的加速期，直到最後整個體制全面崩解。

所以它與金融市場中的盛／衰流程是不同的？ 倒也不能這麼說。這個流程在史達林（Joseph Stalin）在位期間達到加速期，特別是在整個體制順利挺過二戰的嚴峻考驗之後。

第一次石油危機衝擊過後，大筆資金流向產油國，那是一九七○年代，油元循（petrodollar recycling）與國際借貸風潮正值開端，最後在一九八二年以墨西哥危機作結。投資人直接無視銀行股。

我在報告中提到，銀行股就快復活了，因為管理者有極具說服力的故事要講，而且也開始講了。雖然既有教條因仰賴行政手段而得以維持，但它的合理性（validity）已經不再因為群眾的信仰而進一步強化。那一段黃昏期就是現在大家所說的停滯時代（period of stagnation）。了無生趣的事業只能吸引到無趣的人，整個產業幾乎沒有什麼改變或創新。

與此同時，非正式的經濟體系開始發展起來，補足了正式體制中的漏洞表現較好的銀行股東權益報酬率超過十三％，如果其他產業的公司締造這麼高的股東權益報酬率，每股盈餘成長率還超過十％，股價一定會比資產價格高出一大截，但銀行股的股價卻幾乎沒有出現溢價情況，就算有，幅度也不大。

經濟改革彰顯了政治改革的需求，改革（perestroika）與開放（glasnost）的出現，讓解體過程進入最後一個階段，開啟致命的加速期，直到最後整個體制全面崩解。這個流程在史達林（Joseph Stalin）在位期間達到加速期，特別是在整個體制順利挺過二戰的嚴峻考驗之後。

然而，許多家銀行都已經開始挑戰外界對審慎槓桿設下的界線。這個時序有個有趣的特色，就是它並不是從接近均衡的狀況走向遠不及均衡的狀況，而是從極度的僵化走向另一個極端——革命性的改變。

因此到了加速期，偏見與趨勢幾乎都無法撼動的時候，事態顯露出極大的僵固性。一九七二年，銀行股真的起飛了，我靠著報告中提到的那幾檔股票創造約五十％的報酬率。銀行股的分析師有注意到這種股價相對被低估的情況，但他們卻不期待狀況會修正，因為底層的改變太過緩慢，主流評價又過於穩定。原本應該是由中央統籌規劃的體制，漸漸被單位間交易那種盤根錯節的體制給取代。

新一代銀行家陸續探出頭來，他們從商學院畢業後，思考模式繞著底線獲利轉。既有體制是因為缺少替代方案才得以生存，而戈巴契夫的改革創造了替代方案，或者說讓那些方案合法化，因此加速了蘇聯解體。

如果那些銀行想繼續成長，就必須再募到額外的權益資金。體制的缺陷愈來愈顯而易見，改革的壓力跟著與日俱增。

美國的例子是從衰敗開始，最終迎來榮景。安全性變成最重要的考量點，凌駕於獲利與成長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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